苏木这种外来香料曾是海上贸易的宠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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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7-10

苏木这种外来香料曾是海上贸易的宠儿

郑和下西洋对中国香料进口意义重大  广州进口史录  对香气的迷恋,是人类一种基于生理舒适而造成的愉悦心理。 这种迷恋,也就造成了东西方对采购各种香料的热衷。   当然,东西方社会对香料的热衷有所不同,品种也有差异。

古代经广州港进口的香料种类繁多,既有一两香料一两金的龙涎香,也有大宗产品,比如胡椒、苏木。   苏木这种东西,到宋元之后逐渐成为重要的进口商品。

围绕着它的,又是怎样的故事呢?  文、图/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 进口香料量大利高  广东市舶太监铤而走险被抓  苏木原产印度、缅甸、越南、马来半岛及斯里兰卡等地。

在今天,我国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和台湾等地有栽培;云南金沙江河谷(元谋、巧家)和红河河谷有野生分布。

它是豆科植物苏木的干燥心材,味甘、咸,微涩,气微无臭。

中医认为,它具有活血化瘀、消肿止痛的功效,常用于治疗淤痛诸证。   明代苏木的进口达到了高峰,其主要原因,可以归结为这一时期海上丝路的高度发展;另一方面,中国人对苏木效用及产地的了解也很重要。

当时留下来的史料中,记录苏木的地方非常多。 比如,明朝人申时行所著《万历明会典》,俞大猷的《正气堂集》,都写到它。 洪武十年(1382),爪哇贡物中,有胡椒万斤;洪武二十年(1382),真腊贡物中,有香料6万斤,暹罗有苏木1万斤;洪武二十三年(1390)暹罗贡胡椒、苏木、降真等万斤。

这些香料均是朝廷需要消费的高级珍贵品。 据史料,仅太医院一次就需要用香料5170斤。 正统初年,内府供岁用香蜡达到3万斤;弘治六年(1488)增至万多斤,弘治十六年(1503年)又增至20万斤。

  苏木和其他种类的进口商品一样,主要通过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三个市舶司进入中国。

其中广东市舶司管辖的广东口岸,又是最大的进口渠道。

当时在广东市舶司任职的市舶太监,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,大力建设仓储设施,集藏“海外珍异诸物”,以便随时进奉。

成化十九年(1483),市舶太监韦眷主持广东市舶司时,就曾有“广东布政司进官库苏木四万四千六百余斤”的记载,量非常大。 由于囤积太多,到成化、弘治年间,“椒木、铜鼓、戒指、宝石溢于库”。

这种便利条件和高额的利润,令一些人利令智昏。

嘉靖元年(1522),广东市舶太监牛荣为获得更多珍异宝物出卖获利,竟然知法犯法,指使家人蒋艺山、黄麟等“私自收买苏木、胡椒和乳香、白蜡等货”,运到南京去卖给有钱人,结果被刑部发现。 刑部将苏木万斤、胡椒万斤没收,判蒋艺山等人死刑。

  最大的香料市场  育出豪富的香料家族  在近现代农业技术大规模推广之前,香料长期是富裕阶层才能享用的奢侈品。 所以,唐朝政府把香料划归“禁榷”物资之列,由国家统制。 宋代也因香料“利最博,故以官为市”。

凡载有香料的船舶进港,“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”,即通过官方垄断经营,获取超额利润。

有资料显示,南宋时期,香料的进出口额占了整个国家额度的四分之一,可见当时人们用香的繁盛。 宋代宫廷中还设有“香药库”,专门负责管理外国的进贡之物以及市舶而来的香药、宝石等奢侈品,其负责官员为“香药库使”,约为正四品官员。   古代进口的香料由于来源地的缘故,阿拉伯商人在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。 不少人因为买卖兴隆发了大财,有的甚至因此飞黄腾达。 如南宋时曾任泉州市舶司的蒲氏家族,即世代以香料为主业之一。

家族先祖据说亦曾在广州从事香料贸易。

岳珂在《桯史》中记载:“番禺(今广州)……其最豪者蒲姓,号白蕃人,本占城之贵人也……而大富盛甲一时……堂中有四柱,皆沉水香,高贯于栋,曲房便榭,无论也。 ”  明清时虽然有海禁政策,但香料的进口仍然没有停止。 约在明中期以后,葡萄牙人也成为香料进口的主要经营者。 葡萄牙商船以侵占的满剌加(今马六甲)为依托,频繁往来于澳门及南洋群岛、马来半岛、印度洋沿岸港口之间,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生活用及调味用香料。   16世纪至19世纪初,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,东南亚大部分香料都销往了中国。

中国、欧洲和东南亚商人都忙于香料贸易。 16世纪中国进口胡椒最多时每年5万袋,约2000吨,约占印尼胡椒总产量的5/6。 荷兰、英国、美国还从广州运载中国香料回国。 如1685年,英人格勒曼担任“伦敦号”和“武斯特号”的第一大班,用公司账号购买商品回英伦投资,其中就包括大量的香料。

1704年“肯特号”从广州黄埔返回伦敦,货物当中也有大量的香料。 有学者评价:“不知不觉中,广州成了名副其实的早期东南亚香料的集散中心”。   从豪富到民间日常  香料真正融入生活  中国古代的著名文人们大多歌咏过香。

而对外来香料的歌颂,比较多地出现于唐宋之后,这是和进出口贸易的结构有关的。

仅以唐朝为例,王维、杜甫、李商隐、刘禹锡、李贺、温庭筠等都写过不少这方面的诗。 如王维“少儿多送酒,小玉更焚香”,李白“横垂宝帏同心结,半拂琼筵苏合香”,白居易“对秉鹅毛笔,俱含鸡舌香”,杜甫“香飘合殿春风转,花覆千宫淑景移”。 宋代苏轼、黄庭坚、辛弃疾等也如是,而且他们还比前朝更进一步,喜欢自己动手制香。 苏轼曾专门合制了一种“印香”(即调配的香粉),还准备了制作印香的模具、檀香木刻等送给苏辙作为寿礼。 黄庭坚、陆游也常合制香品赠送友人。   学者刘祥学指出,明代海外香料来源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,香料贸易线路不断向西延伸,郑和下西洋之前,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的主要是周边亚洲国家,进贡香料的则主要以东南亚国家为主。 郑和下西洋后,香料贸易随之向西延伸。

郑和率领的船队,出使到哪里,香料贸易就延伸到哪里。

随着郑和的远洋开拓,印度洋北部地区诸国所产香料遂通过朝贡、私人贸易流向中国。   随着国外进贡的胡椒数量越来越大,明廷国库积聚的香料越来越多。

明英宗正统初年,一次即敕“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、苏木共三百万斤”。 至明武宗时,明廷开始对满剌加、暹罗、爪哇等国输往明廷的胡椒、苏木等香料,公开征税,刺激了广东沿海一带香料走私贸易发展,如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称:“岭南诸货出于满剌加、暹罗、爪哇诸夷,计其产,不过胡椒、苏木、象牙、玳瑁之类,非若布帛、菽粟,民生一日不可缺者。

近许官府抽分,公为贸易,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,私置兵器,纵横海上,勾引诸夷,为地方害,宜亟杜绝。 ”  至明末时,广州一带的海外香料贸易仍十分兴盛。

时人屈大均称,“广州望县,人多务贾与时逐,以香、糖、果、箱、铁器、藤、蜡、番椒、苏木、蒲葵诸货”,“南走澳门,至于红毛、日本、琉球、暹罗斛、吕宋,帆踔二洋,倏忽数千万里,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,获大赢利”。   当然,香料作为贸易商品,其进口数量的多寡主要还是由市场本身的需求决定的。 宋元以来,香料进入平民的日常生活,市场需求极大,香料供不应求,这是国外香料源源流入的内在驱动力。

所谓“胡椒、苏木之属,民之所资也”。   有学者指出,香料作为世界性商品,无意间充当了联通中国和世界的角色。 虽然总体上看,古代香料的流动以从西洋、中亚地区以及南洋各国流向中国为主,但产自中国的麝香、丁香等香料,也流向了其他国家。

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交流,是人类历史上的壮景。

来源:广州日报责任编辑:虞鹰。